3月11日在广州家中，接待一位来自印尼的朋友：男性，52岁，患非小细胞型肺癌（腺癌）（右上肺）已经3年。

　　EGFR有突变，曾用靶向药。但用药过程中出现4处转移：肝、坐骨、脊椎和肺门淋巴结。曾接受过一次肺原发灶冷冻消融。患者曾经行走困难、消瘦、食欲甚差。

　　出奇的是：目前患者精神焕发、走路挺拔、体重增加6公斤，食欲极好。看他2周前在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复查的PET-CT：所有癌灶，包括原发的和转移的，其活性都已全部被抑制。癌症标记CEA从1年前的43降到正常范围。

　　复习其治疗经过：发现在全部治疗方法中，他坚持了一种治疗：复合免疫剂注射。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上海的学者，按照科里毒素的原理，根据在荷瘤动物所作抑瘤试验结果，遴选出多种细菌疫苗和辅剂，配成复合免疫剂，供皮下注射，应用于进展性癌症患者。

　　笔者于2008年5月专程赴上海随机访问了38例接受过这项治疗的患者，其中包括非小细胞型肺癌，结果令人震惊：7例患者在之前死亡，但其中仅有5例死于癌症进展。

　　被誉为“诱导分化疗法之父”的著名血液肿瘤专家王振义院士高度评价这一随访结果。他认为：免疫控癌的第一回合是依赖先天免疫；癌细胞呈异质性，免疫攻击必须“千军万马”；癌细胞基因组不稳定，免疫细胞必须“随机应变”。“组合免疫”符合这些条件。

　　从此，笔者以身试“法”，也倾注极大经历投入到这一神奇的治疗方法的研究中。

　　但是，不可忘记的是，应用细菌制剂治疗癌症是始于100多年前，美国一名外科医生William Coley开发了一种被称为“科里毒素”（Coley toxin），就是给癌症患者注射热杀灭细菌混合物。

　　在20世纪之交及之后的几年里，一些专家将这种“毒素”（实际上是疫苗）与手术相结合，治疗骨癌患者，证明患者生存率远远高于单独手术者。

　　科里毒素在上世纪后半期受到压制，所幸历史终究站在正义者一边。科里去世后的几年里，她的女儿系统地追踪了她的父亲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医生对数百名接受科利毒素治疗的患者和随访信息。

　　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方法确实在大量患者中起作用。如今，Coley被公认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他开始了癌症免疫疗法，他也因此被誉为“免疫治疗之父”。在科里之后的过去几十年里，有三项随机和非随机对照研究，均表明科里毒素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尤其是10年生存率。

　　目前，细菌控癌的研究见于大量文献。上述科里毒素和复合免疫剂采用的是细菌成分（抗原及其产物）。完整的细菌对癌细胞也有抑制作用。2024年，《Cancer Communications》杂志曾发表一篇被一些媒体惊呼开辟了“细菌治疗方法”新时代的论文。

　　英国Guy's and St Thomas' and King's College的专家在培养皿中，发现一种常见于口腔中的细菌名叫梭杆菌（Fusobacterium），可使头颈部癌细胞数量减少70%至99%。他们对155名头颈癌患者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与肿瘤不含这种细菌的患者相比，癌肿中有梭杆菌的患者生存几率明显提高，死亡风险降低65%。来自米兰的一个意大利团队合作验证了这一结果。

　　进一步研究还认为，许多微生物包括细菌都是Toll样受体激动剂。据信，科利毒素和组合免疫制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是通过结合和刺激免疫细胞上的TLRs而发挥作用。

　　2025年3月13日于广州